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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京南:故宮里的廣式家具真的“豪”


2019-11-4      來源:廣州日報人物在線       記者:馮秋瑜

 

 

    故宮里的廣式家具什么樣?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古典家具研究專家周京南10月27號來到廣州,為我們講述了故宮里廣式家具的故事。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古典家具研究專家周京南

    “清代的宮廷家具,融匯了全國各地家具的風格特點,在存世于今的清宮家具中,有很大一部分家具是受到嶺南地區廣東家具的影響,用料考究,造型厚重,裝飾風格華麗精美,中西合璧,具有著鮮明的廣式家具的風格。”據周京南介紹,為迎合清皇室追求奢華的審美愛好,清宮造辦處當年專門設立了“廣木作”制作廣式風格的家具,刻意創新,滿足清代皇室對家具的需求。“清代宮廷的廣式家具,在中國家具史上書寫了濃筆重彩的一頁,在清代宮廷家具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

    廣式風格 “中西合璧” 目前仍在繼承

    周京南介紹說,廣式家具比較“豪”,材料充裕,用材粗大,木質一致,不少家具采用一木連作而成。“廣式家具多用一種材料制成,如紫檀、紅木,皆為清一色的木種,且不加漆飾。裝飾雕刻技法上的特色是花紋雕刻深峻,刀法圓熟,磨工精細。而在風格上,與中式古典風格的古色古香相比,廣式家具體現了強烈的中西合璧的特色。“清宮中最典型的廣式家具就是在同一件家具中同時運用中式裝飾紋樣及西洋的裝飾紋樣,兩種不同地域、不同風格的裝飾題材同時運用在同一件家具上,并沒有給人牽強附會、生拉硬拽之感,反而有一種妙筆生花的自然美感。而飽滿的花紋,金碧輝煌的嵌琺瑯、玻璃油畫,也符合清代皇家富麗堂皇的審美需求。”據了解,玻璃油畫、琺瑯技術以及西番蓮裝飾紋樣,是西方元素在廣式家具上的典型體現。


紫檀嵌琺瑯多寶格

    “玻璃油畫明末清初由西洋傳入中國,首先在廣州興起。”據周京南介紹,與一般繪畫的畫法不同,玻璃油畫是在玻璃的背面作畫,但從正面欣賞;一般繪畫是先畫遠后畫近,而玻璃畫則先畫近后畫遠。玻璃畫最早見于十五世紀意大利天主教圣像畫。由于繪制技術難以掌握,到十八世紀歐洲已經不再流行。但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的廣州口岸,玻璃畫卻大行其道,甚至成為廣州畫匠外銷畫的重要畫種。

    此外,廣式家具的雕刻風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雕刻的影響,無論裝飾的花紋還是紋樣,不少是采用西法而成。如廣式家具中大量采用的西番蓮裝飾,線條流暢,變化多樣,可以根據不同器形而隨意延伸。周京南走訪廣東中山一帶的紅木廠家發現,將西番蓮的番草紋和回紋拐子一同設計的具有“中西合璧”風格的廣式家具設計,如今仍然有生產仿古家具的廠家在繼承,非常難得。

    為示尊貴 廣琺瑯曾是“限量款”

    廣式家具中還大量采用琺瑯工藝,據了解,清代的琺瑯制作主要是在廣州。“琺瑯給人以金碧輝煌和雍容華貴的效果,符合盛世王朝的審美追求。”周京南說,以對纖巧華麗、閃爍優雅的追求為特點的西方時尚,反過來影響了東方的審美。紫檀的深沉搭配明亮的琺瑯、玻璃油畫,顯得粲然悅目,被皇家所喜歡,因此在宮里廣式家具的裝飾上,常鑲嵌澤艷麗、對比強烈的材料,如畫琺瑯、掐絲琺瑯等。

    周京南認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內務府行文粵海關為皇家制作琺瑯器皿:“員外郎五德、催長大達色舒興來說,太監鄂魯里傳旨:粵海關監督李質穎前次發去西洋琺瑯做樣之器皿,每年只準呈進十數件,其樣式亦不準外人燒造,欽此。”“從上述引文可知,由粵海關制作的西洋風格的琺瑯用品因其工藝精良、裝飾性強而成為皇室家居生活中的重要點綴,而且這些琺瑯器皿必須專供給皇家制作,只能由皇家獨享,民間不得燒造,足見廣作器物在清代帝王心目中的地位。”

    廣州:“一口通商”的“天子南庫”

    清宮里的廣式家具為何如此受到歡迎?周京南分析認為,有清一代,廣東經濟發達,商貿繁榮,工藝美術異彩紛呈,而省城廣州更因“一口通商”政策成為中西經濟文化交匯之地。“廣式家具的產地在廣州,廣州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中西文化折射的焦點。大量的出口商品由國內各地匯集而來,廣州自然成為重要的出口生產地,其中家具業也就相當發達。”

    “廣東地區位于對外開放的前沿,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得廣東在第一時間接觸到西方的先進的工藝技術。”周京南介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放海禁之后,進出口貿易隆盛,也為外國文化和歐洲美術進入中原和內廷,大開方便之門。當時,從歐洲輸入的繪畫、版畫、金工、琺瑯、玻璃等作品最先經過廣州,再貢進內廷或流向各地大城市。其工藝技術往往也首先在廣州生根、開花、結果,再向各地傳播。

    據介紹,清代帝王的生活奢靡鋪張,皇帝及其家人“集天下物用,享人家富貴”,是天朝財富最大的消費者。當時來自廣州的洋貨貢品,為宮廷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東西,地方大吏每逢節慶時節,都要進獻當地物產給天子,以博取皇帝的歡心。廣東被譽為“金山珠海”,是皇家的“天子南庫”。皇帝后妃對舶來品的欲望,刺激了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依靠廣東十三行這一洋貨市場競相采購進口貨物之風,從而帶來宮廷內的“洋貨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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